利哥W66青铜食器 钟鸣鼎食(文物有话说)

  中国古代青铜食器起源甚早,利哥W66源远流长,经夏商周三代而臻于隆盛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,就曾出土一件距今3500多年的平底圆鼎。商代之后,青铜食器逐渐作为主角登上历史舞台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杜岭方鼎,就是目前所见商代前期形体最大的青铜鼎。商代后期也就是殷墟时期,青铜食器开始以特定的组合方式出现,不但规模数量大幅度提升,而且面貌各异,精品迭出。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后母戊鼎(图③),高133厘米,口长110厘米,口宽79厘米,重达832.84公斤,造型雄伟,气势恢宏,1939年一经发现就备受瞩目,如今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代表性珍藏之一。

  青铜食器按其功能可以细分为烹煮器、盛食器、挹取器、切肉器等,其中烹煮盛食器种类数量最多,像鼎、簋(guǐ)、鬲(lì)、豆等都是后人耳熟能详的门类。

  烹煮器:鼎、鬲、?

  烹煮器主要有鼎、鬲、?(yǎn)。

  鼎是殷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、地位最重要的器类,主要用来烹煮肉食。商周墓葬出土的铜鼎内往往存有牛、羊、猪、鱼、鸡等各种动物遗骨,考古资料也证实了鼎的确切用途。

  鬲的功能和鼎相似,也是烹煮肉食的(图①:西周?洌?ié)伯鬲)。这点由东周随葬陶鬲中发现有豚骨可推知。

  ?的上半部分为甑(zèng),下半部分为鬲(也有作鼎形的),中间有?(bǐ),?上有孔,甑置食物,鬲盛水,下举火煮水,以蒸汽加热食物,作用同于现在的蒸锅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?(图⑥),由三个甑和一个长方形案状的鬲组成,案上有三个圈形孔灶,用来承置甑体,不仅放置稳当,而且一次能加温蒸好三份饭,构思非常奇巧。

  盛食器:簋、?、?、敦、豆

  盛食器则主要包括簋、?(xǔ)(图⑦:西周鲁司徒伯吴?)、?(fǔ)(图④:春秋卷曲夔纹?)、敦(duì)、豆,主要用于盛放黍稷稻粱等主食。豆还可以盛放肉酱、肉汁、酱菜等食品,相当于今天的菜盘(图②:战国嵌红铜兽纹豆)。

  挹取器匕、切肉器俎

  挹取器指的是匕,多放置于鼎、鬲、?等器中,主要用来取肉食、饭食。切肉器指的是俎,是切肉用的几案,俎面上多有镂孔,便于在切肉时挤压出的肉汁渗流。(图⑤:春秋王子臣俎)从功能上看,这些食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,比如鼎、俎、匕就是一套完整处理肉食的装备,用匕将肉从鼎中取出,放置在俎上切分,用于祭祀和宴飨。

  西周以降,周人重食,鼎簋等食器进而升级成为青铜礼器的核心,鼎为奇数、簋为偶数,形成“列鼎”的器用制度,即所谓“礼祭,天子九鼎,诸侯七,卿大夫五,元士三也”(《公羊传》桓公二年何休注),某些情况下?、?也可以代替簋的位置。这种青铜食器礼器化的场景,还被频频载入诗歌。《诗经·周颂·丝衣》云“鼐(nài)鼎及?(zī),兕(sì,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)觥(gōng)其?(qiú)”,描绘的正是周王祭祀行礼时的盛况,鼐指大鼎,?为小鼎,“鼐鼎及?”的意思就是尺寸大小有等差的一套鼎。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描述。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有五件晋侯苏鼎,它们造型、纹样、铭文全部相同,仅大小尺寸呈递减陈设,这组晋侯苏列鼎显然是《丝衣》这首古诗生动的注脚。

  由此看来,古代中国青铜食器不仅单纯作为实用器,而且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,彰显的是尊卑贵贱的社会地位,是等级身份和行为规范的标志,由此形成独特的礼器体系,正所谓“藏礼于器”。

  例如1978年陕西扶风齐村出土的簋,体量巨大,通高59厘米,口径43厘米,腹深23厘米,重达60公斤,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,而它的主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周厉王。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云“於(wū)粲洒埽,陈馈八簋”,说的是天子九鼎八簋,通过这一件器物,我们就可以遥想西周天子气象是何等的恢弘磅礴。西周青铜食器高度发达,还出现了很多新的器型,如?、?等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内史?,便是年代最早的青铜?之一。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名器西周大盂鼎,鼎内铸有铭文291字,其中一段铭文记载的是商人因纵酒误国,以致亡国的史实,使我们不由联想到商纣王“以酒为池”的恶迹,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有关商人纵酒亡国的实物证据。

  东周时期,列国诸侯纷争不休,青铜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,青铜食器也不例外,显得争奇斗艳。

 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的七件王子午鼎是一套列鼎,器主是楚庄王之子王子午,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7.4厘米、口径66厘米、重110.4公斤,出土时还附有一铜匕,是挹取鼎中之肉的工具。这种平底束腰形制的鼎,是东周时期楚文化的代表,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  长江下游乃至广东、广西等南方地区,则流行一种被称作“越式鼎”的三足细瘦外撇的铜鼎,极具地方特色。至于河北、北京一带,则常见一种世称“燕式豆”的铜豆,同样别具一格。由此可见,东周时期铜豆的地位上升,常与鼎作为固定组合出现。

  历经数千年的沧桑,那些觥筹交错的场面早已湮没于历史深处,但留存至今的一件件青铜食器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,去回味那个钟鸣鼎食的时代。毋庸置疑,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青铜食器,早已脱离了其本身的实用意义,演变为国家政权、社稷秩序的象征,进而又演变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,并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

  (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,本报记者王珏整理。图片由国家博物馆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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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0年01月25日 06 版)

(责编:冯粒、曹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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